寶坻區網站制作：1929年夏天，時任職南開的何廉對于身邊同事紛紛跳槽深感傷心，不禁惋惜道：“許多工作多年的關鍵的教師，包括蕭遽、蔣廷黻、蕭公權和李繼侗一起離開南開去清華了，這對教學工作和學校的名聲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。”高校間人才循環流動，學者們自謀發展天地，本是再自然不過之事。然雖皆是另攀新枝，每位教授之隱衷又各不相同，甚或尚有一把辛酸淚存其心中。故針對境遇迥異之教授，高校挖人手段可謂花樣迭出。

不妨還是從何廉的二位同事蔣廷黻與蕭公權講起。蔣氏29歲赴南開任教，六年內發表的諸如《現今史家的制度改革觀》《統一方法的討論》等論文，在學界反響頗大，實屬冉冉升起之明星。當時羅家倫執掌清華，準備打造一支文科航母與北大相頡頏。所謂“航母”，無非廣攬名角，形成規模優勢，而帶頭人則顯得愈發重要。放眼國內，羅氏認定年僅35歲的蔣廷黻獨堪此任。于是其親赴南開挖墻腳，來到蔣宅，勸其改投清華。蔣本來在南開干得好好的，不想離開天津。無奈羅施展軟磨硬泡的功夫，“賴功”一流，坐著不走，整整熬了一夜。蔣廷黻終究拗不過羅家倫，答應赴清華任教。

 

寶坻區網站制作：蔣廷黻

后來，羅更是不惜開罪德高望重的中國史大家、章門高足、自己的恩師朱希祖，將系主任一職讓與初來乍到的蔣廷黻。對于此事，羅后來回憶道：“縱然得罪了我的老師，但是我為了歷史系的前途，也不能不為公義而犧牲私情了。”可見羅對蔣的期望之高。蔣亦不負羅之重托，在人才延攬方面費盡心思，羅織了一批成就卓著的學者，使清華歷史系成為海內第一流的學系。據其同事陳之邁統計，當蔣于1935年離開清華時，歷史系的陣容是：中國通史及古代史為雷海宗，隋唐史為陳寅恪，元史為姚從吾及邵循正，明史為吳晗，清史為蕭一山，近代史及近代外交史為蔣廷黻，西洋史為劉壽民及張貴永，日本史為王信忠，俄國史為葛邦福（Michael Gapanovitch）。即使在今人眼中，此陣容也堪稱夢幻級別了。

若蔣廷黻算被羅家倫“生拉硬拽”到清華的話，那么蕭公權調任東北大學則屬于“兩廂情愿”型。初來南開，蕭氏頗感愜意，享讀書快樂之余，還深受友朋之樂。他與蔣廷黻、何廉、李繼侗、姜立夫等同仁將學校百樹村十號房改造成教員俱樂部。每到晚飯后，大家隨意去那里喝咖啡，談天，或作各種游藝，藉以稍紓一天工作的疲勞。娛樂一個小時左右，眾人盡興而返，“回家去繼續作研究工作，或加緊預備教材”。

 

寶坻區網站制作：蕭公權

孰料佳期如夢，好景不長，不及三年，矛盾接踵而至。先是教學任務過大，“一位教授負責的教學包括四門、每周三個學時的不同課程，每周總共12節課。要勝任這么重的教學任務，備課工作是極其繁重的”。這勢必分散學者的科研精力。接著學校在加薪事件上略有不公，令部分教授心寒，其中蕭之堂兄蕭叔玉負氣北走清華，這讓其也萌生退意。恰好東北大學工學院院長高惜冰受文法兩院之托來天津延聘教授，蕭就在挖人名單之列，且蕭也有到關外走走之意，于是二者一拍即合。只是東北大學亦有其自身的問題，最嚴重的便是高校衙門化，官氣甚濃。用蕭的原話描述，“文學院和法學院兩位院長的政治色彩似乎比較濃厚。整個大學好像都帶有一點官府的氣息。如果我們說南開辦事的效率過高，我們只好說東北行政的效率太低”。一次，蕭打算找院長商議公事，一名職員居然說：“拿名片來！”待蕭將名片遞給他，一看上面只印著姓名，并無顯赫的頭銜，這名職員便把名片往桌上一扔，口中甩出四個字：“院長不見！”普通職員對待堂堂大學教授竟毫無敬意，頤指氣使。此情形，在當下的某些院校中是否亦似曾相識呢？蕭氏自然受不了這股子官老爺做派，一年后便應燕京大學之邀，去北平發展。

蕭氏在東北期間，曾遇到一段趣事。當時梁思成、林徽因夫婦同在那里教書。東北大學的名譽校長乃少帥張學良。張見到林徽因這位女教授，頓時傾倒不已，囑咐手下向她致意，并請其做家庭教師。二人本就是屬于兩個不同世界，奉系“少帥”自然非民國“女神”的菜，林婉辭謝絕。等到學期結束，林立即同丈夫離開東北，被北平中國營造學社挖走。這也算是“退避三舍”型了吧？

高校聘教授，自然是為了教書育人，繁榮學術。但高校亦是江湖，派系林立，紛爭不已，故有時領導挖人又難免帶有幾分平衡校內勢力的考慮。民國學人朱希祖身不由己的遭遇即是顯例。

民初北大桐城派把持一時。為徹底打擊此勢力，北大校長何燏時從教育部將朱希祖挖來。其后朱利用同門情誼，陸續將馬裕藻、沈兼士、錢玄同、黃侃諸人聘至北大，章門弟子齊聚首，將桐城諸老之影響一掃而空。只是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有風騷三五年，五四后以胡適為代表的新文化人漸成規模，至30年代已呈取章門而代之勢頭。此時朱希祖之處境便異常尷尬。1930年底，北大史學系學生出現要求朱辭職的風潮。迫于無奈，朱只得請辭。

 

寶坻區網站制作：朱希祖

落魄失意之際，朱曾經的學生、現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負責人傅斯年伸出援手，力邀其加盟史語所擔任專任研究員。不過傅尚有一條件，即朱必須完全與北大脫離關系，“院中規定專任研究員之待遇，一面固優為俸給，一面亦詳為限定。蓋專任者必不抱東牽西掛之意，然后可以濟事，必以其自己之事業與研究所合為一體，然后可以成功。”然朱對北大仍有感情，于是保留一個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導師之虛銜。即使如此，傅卻不依不饒，聲稱朱未踐前諾，將其轉為特約研究員。這相當于宣布朱希祖并非史語所正式人員。而此際，朱一沒有在北大復職，二沒有再去清華大學、輔仁大學兼職，三也未收到史語所正式聘書，真真正正在北平下崗了。其實傅將朱挖過來之本意，在于徹底肅清太炎弟子在北大文科之勢力。又怎能容忍朱同北大還留有一絲聯系？

據朱希祖兒子回憶，“老人家因和北方的學閥們相處得不大好，新近受了傅斯年一批學棍的排擠，把他調離了北京大學，這學年甚至沒有能夠開課，所以心境十分不佳。”直到1932年10月，朱不得不接受中山大學校長鄒魯的聘請，南下廣州任教授。至此，朱方走出學術低谷。

其實，對于高校而言，人才流動實屬平常，但落到個人身上，卻往往不平常，其間的緣由并非皆足與人道。是故，每個曾經被挖或出走的教授，都是有故事的人吶！

那些選擇跳槽的教授們

寶坻區網站制作：1920年秋季開學之際，北大代理校長蔣夢麟不無沮喪地向全校師生宣布，學校近來出現頗為嚴重之經費困難。由于北京政府的財政撥款遲遲不到位，北大日常運營所需居然要靠四處賒賬，倘若“長久不付錢，下次就賒不動”，“譬如電燈、電話、自來水，不能欠錢太多，欠了太多，電和水就不來了，電話也要叫不通了！”臨近中秋節，因建筑公司的欠款催逼甚急，蔣索性逃到了西山躲債。堂堂一校之長，竟落得如此狼狽，這在時人看來，殊堪發笑。

然而隨著時局之日益惡化，政治動蕩、軍費激增，與之形成鮮明對照，非但北大，京城其他各大高校之經濟狀況可謂俱跌至谷底，情形已絕非一個“笑話”可輕松帶過。1921年4月，因索薪無果，北京八校（北京大學、北京高等師范大學、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、北京法政專門學校、北京醫學專門學校、北京農業專門學校、北京工業專門學校和北京美術學校）教職員宣布辭職，后釀成“六三事件”。次年秋天，北京國立八所大學校長更是集體辭職，表示“竊近年以來，教育經費支絀異常，校長等力所能及，無不竭力維持，茲以開學在即，不名一錢，匪特教職員受經濟上之壓迫，生活不能自由，即學校行政亦復受影響，幾于停頓。國家財政困難，校長等未嘗不深切顧慮，無如積欠已在五個月以上，實無法以應付！”

無論請愿，抑或辭職，皆改變不了時局激變所引發的經濟蕭條。至1926年，各高校教授們已至忍耐之極限，據《申報》載：“所有債主，陸續而至，教職員個人方面，大多數亦俱以薪水積欠過巨，典質一空，不克維持其生活……事實上，學校暨個人兩方面，已到山窮水盡之際，負債累累，至少非有一個月之經費，不能應付。”

魯迅1920年時年薪被拖欠3個月，次年被拖欠半年，到了26年，他已干脆不于日記里細算這筆糊涂賬。沒有最慘，只有更慘。后起之秀顧頡剛此時之窘境談得上是山窮水盡。這一年其“在兩個多月之中只領到一個月的一成五厘，而且不知道再領幾成時要在哪一月。友朋相見，大家只有皺眉嗟嘆，或者竟要淚隨聲下！”年初，北大仍無法按時發薪，顧兼職的孔德學校也“亦僅半薪”，無奈之下，他只得請北大研究所國學門主任沈兼士向學校借了八十八元，“可還許多小債”。然此終非長久之計，由于不能拿著白花花的大洋回來，顧在家中地位亦一落千丈，妻子時常面露“不懌之色，萃面盎背”，更讓其郁悶之極。到了6月份，實在無計可施，顧向恩師求援，“近日手頭干涸已極，后日須付房金。沒有法子，只得向適之先生開口借錢，承借六十元”。然胡適亦不是印鈔機，其生活水準也隨局勢惡化而風光不再。窮困到無計可施，向來視學術為生命的顧頡剛不得不“賣稿”，用其言講，即把學術變成了“生計的奴仆”，“以至有不忠實的傾向而生內疚”。如果當時有買血收腎的生意，估計不少大牌教授會舍命前往。

 

寶坻區網站制作：顧頡剛

況且，1926年之北京上空，還籠罩著厚厚一層恐怖陰霾。由于北方軍事情況趨于緊張，城內上午能看到飛機投彈，晚上則炮聲不絕，著名報人胡政之描述的彼時情形為“今日環圍北京之軍隊，不下十數萬。而一出城門，招兵旗幟，猶隨處可見”。當年更是爆發了“三·一八”慘案，這對知識階層內心之震懾力可想而知。

據時在北大執教的梁實秋回憶，“教員的薪俸積欠經年，在請愿、坐索、呼吁之下每個月只能領到三幾成薪水，一般人生活非常狼狽，學校情形也不正常，有些人開始逃荒”。窮則思變，所謂“逃荒”，實另謀高就之意。恰好廈門大學剛剛新設的國學院，正摩拳擦掌，欲招兵買馬。已從北大調往廈大任教的林語堂，以文科學長的職務，利用原來的人脈關系，向往日那些苦于衣食無著、提心吊膽北大國學門老同事們拋出橄欖枝。林經過廣泛聯絡，且其開出的待遇也足夠誘人，以北大國學門主任沈兼士為首，包括顧頡剛、張星烺、魏建功、林萬里、孫伏園、章廷謙、容肇祖、陳乃乾、潘家洵、黃堅、丁山等人集體南下，魯迅也跟隨其中。

廣東中山大學亦從這股學人南下潮流中獲益匪淺。1927年中大公布了一份文史學科教授名單，原在北平任教的傅斯年、顧頡剛、江紹原、汪敬熙、馮文潛、毛準、馬衡、丁山、羅常培、吳梅、俞平伯、趙元任、楊振聲、商承祚、史祿國等人赫然在列。

1928年夏，國民政府籌建武漢大學，時任南京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的蔡元培指派劉樹杞、李四光、王星拱、周鯁生、麥煥章、黃建中、曾昭安、任凱南八人為籌備委員，其中李、王、周俱是南下的北大教授。

教師們紛紛南下謀生，青年學子們也大批負笈求學。據《晨報》報道：“自北伐軍占陽夏，由滬往粵投效者三日之內達三百人，由京往粵投效者六百人，類皆大學學生”。這份報紙還專門刊出一幅題為“孔雀東南飛”的插畫，生動描繪居京知識群體的浩浩蕩蕩之南下盛況。眾人先后逃離后的結果，自然是北平知識界的寥落不堪，“留下來的也大多銷聲匿跡，深自韜晦；走不開的許多教授，也大多考慮如何應變，另謀出路；或者轉到清華大學、燕京大學去。北大從第一院到第三院，呈現一片零落景象。”

這一批學術候鳥們集體向南遷徙，勢必帶動了南方學術之發展，遂扭轉了民初以來南北文化格局發展的不平衡，南方學界的活力與影響力大為提升。然而北平古都濃厚的文化氛圍與成熟的學術環境，依舊令“候鳥們”內心無比眷戀。誠如顧頡剛所想，其學術人生規劃中，南下僅是迫于生計之暫時選擇，在北京的“書籍什物，一切不動，只算作一旅行而已”，伴隨上世紀20年代末、30年代初北平局勢漸趨穩定，許多南下學人展翅北上，掀起又一波遷徙大潮。這股潮流甚至裹挾著周邊高校學者一同進京，如當時任職南開的何廉惋惜道：“1929年夏季，許多工作多年的關鍵的教師，包括蕭遽、蔣廷黻、蕭公權和李繼侗一起離開南開去清華了，這對教學工作和學校的名聲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。”由此可見，一個政局平穩的北平，對于民國學者之誘惑力實在太大。

南下教授們回歸后數年內，北大中興，清華改制，燕大與輔仁崛起，于是北平“四大高校”并峙之局面形成。

看來，但凡北平無戰事，政府少干預，學術氣候便趨于適宜，候鳥們也就歸巢雁棲，選擇不再飛。

（本文摘自王學斌著《弦斷有誰聽：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學人、學術與學校》，秀威資訊，